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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場會議——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前夜
作者:田毅 來源:民革貴陽市花溪支部 日期:2019-11-14 閱讀:2399


1934年10月初,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三人團"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施。"三人團"的權力這時已凌駕于中央政治局之上。尤其是李德,掌握軍事指揮權,博古又信任他,軍事決策完全不受政治局的約束。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在湘江上游廣西境內的興安,全州,灌陽,與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最終從全州,興安之間強渡湘江,突破國民黨軍第四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中央紅軍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部隊由長征時8萬6千人減員至3萬人,黨和紅軍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頭。12月11日,紅軍占領了湖南通道縣城。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前進。會議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從危機中挽救了三萬紅軍。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確定了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的戰略方針。但是,掌握紅軍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頑固堅持北上黔東,再入湘西的計劃,他們的行為引起部隊思想混亂,對即將進行的烏江戰役極為不利。中央紅軍1934年12月31日到達甕安猴場,當天下午五點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猴場會議。猴場會議的重要歷史貢獻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再次確定了紅軍戰略方向

  在猴場會議上,李德、博古提出:"完全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一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這說明,自湖南通道會議以來,博古、李德把紅軍進軍貴州作為臨時之舉,仍然頑固堅持中央紅軍同紅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不放。毛澤東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為中心建立新根據地的主張。與會多數贊同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錯誤主張,決定紅軍立刻強渡烏江。1935年1月1日,會議作出《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從1935年1月1日至6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烏江。可以說,從通道會議開始,到黎平會議,至猴場會議止,中央最高領導層關于戰略方向統一了思想。

  2.明確了建立川黔邊新蘇區的計劃

黎平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和的計劃,確定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提出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計劃,最初以遵義為中心,在不利的條件下轉移到遵義西北地區。猴場會議提出:"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 對比一下,前后兩個決議變化是明顯的。猴場會議計劃的新根據地,遵義始終是中心,而不是"最初"。可見,占領遵義對于建立新根據地有著重要的作用。根據這個計劃,中央紅軍突破烏江,占領遵義,打亂了敵人的部署,把敵"追剿"部隊甩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使部隊得到了十多天的休整時間,從而為召開遵義會議贏得了時間和空間。

  3.重新確定了在運動中各個擊破敵人的作戰方針

  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李德、博古放棄過去歷次反"圍剿"戰爭中行之有效的集中優勢兵力,揚我之長,攻敵之短,在運動中各個消滅敵人的正確方針,采取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的錯誤方針,紅軍分兵把口,同敵人拼消耗,結果使紅軍屢次遭到嚴重損失。

猴場會議決定提出:"軍委必須特別注意敵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敵情的偵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時機,并不時機的求得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敵人,有把握地取得勝利”。這就重新確立了紅軍正確的作戰方針,實際上開始批評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錯誤。

4.紅軍軍事指揮權交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決策

1933年9月,共產國際派軍事顧問李德來到瑞金,他脫離中國實情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反對游擊戰。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統一前后方指揮為名,將"前方總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軍委機關。按照這個決定,朱德、周恩來被調回后方。中央蘇區紅軍各軍團和其他獨立師、團直接由中革軍委指揮作戰。通過這個措施,李德把軍事指揮權完全集中在自己一人手中。李德在軍事指揮上完全聽不進不同意見,致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猴場會議決定調整了紅軍的軍事指揮體制,規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 這就把紅軍軍事指揮權至于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之下,實際上解除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從而讓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重新回到紅軍的指揮崗位水到渠成。猴場會議所作出的各項決策,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有利條件,正如周恩來說猴場會議是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前夜。(民革花溪支部田毅  參考文獻:猴場會議——遵義會議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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